刷赞行为，即通过技术手段、人工操作或第三方服务虚构社交媒体点赞数据，本质上是对数据真实性的系统性扭曲，其性质已超越简单的“流量造假”，而是涉及民事侵权、行政违法乃至刑事犯罪的复合型违规行为。在数字经济深度渗透社会生活的当下，点赞数据作为用户反馈的核心指标，直接影响内容传播、商业决策与市场信任，刷赞行为对数据生态的破坏力持续加剧，其法律责任边界也需从多维度厘清。

刷赞行为的性质核心在于“数据欺诈”与“不正当竞争”的双重叠加。从数据要素视角看，点赞数据是用户真实意见的数字化表达，具有公共属性与商业价值。刷赞通过虚构数据稀释真实信息的权重，违背《民法典》确立的诚信原则，侵害平台、用户及经营者对真实数据的信赖利益。在商业领域，刷赞直接构成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第八条规制的“虚假宣传”：商家通过刷赞虚构商品或服务受欢迎程度，误导消费者决策，破坏市场竞争秩序；MCN机构、网红为获取流量变现而刷赞，则构成“组织虚假交易”，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权。此外，刷赞行为常伴随侵犯公民个人信息（如非法获取用户账号、密码用于批量操作）、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（如利用外挂程序篡改平台数据）等关联违法，性质呈现复杂化特征。

民事责任是刷赞行为最直接的法律后果。根据《民法典》第一百一十九条，数据权益受法律保护，刷赞导致数据失真，平台可依据服务协议追究用户违约责任，如限制功能、封禁账号；消费者因刷赞误导而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，可依据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第五十五条主张“退一赔三”；若刷赞行为损害经营者商誉（如恶意刷差评后反向敲诈），被侵权方可提起名誉权侵权诉讼，要求停止侵害、赔偿损失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刷赞服务的提供者与需求者需承担连带责任——刷手明知违法仍提供服务，商家明知数据虚假仍购买，双方共同侵害了平台数据管理秩序与消费者知情权，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常根据过错程度划分赔偿责任比例。

行政责任层面，刷赞行为面临市场监管部门与网信部门的双重规制。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第二十条规定，经营者对其商品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，或者组织虚假交易的，监督检查部门可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并可吊销营业执照。《电子商务法》第十七条亦明确，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全面、真实、准确、及时地披露商品或者服务信息，不得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，欺骗、误导消费者。刷赞行为若通过电商平台实施，平台未履行审核义务将面临《电子商务法》第八十二条的处罚（最高罚款二百万元）；若利用网络爬虫等技术手段批量刷赞，则违反《网络安全法》第二十七条，由公安机关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，情节严重的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。

刑事责任是刷赞行为的“高压线”，当行为规模、危害程度达到法定标准时，将构成犯罪。实践中主要涉及三类罪名：一是非法经营罪，若刷赞形成产业链，通过“刷单平台”“外挂程序”等方式牟利，非法经营数额达到五万元以上或违法所得数额在一万元以上，可依据《刑法》第二百二十五条追究刑事责任；二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，刷赞过程中非法获取、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（如社交媒体账号、手机号），情节严重的（如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或信息条数五千条以上），触犯《刑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；三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，通过技术手段侵入平台服务器篡改点赞数据，后果严重的（如系统不能正常运行三十次以上或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五万元以上），构成《刑法》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的犯罪。近年来，多地已宣判刷赞刑案：2022年浙江某科技公司因开发刷赞软件并牟利300余万元，主犯被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，并处罚金；2023年江苏某网红团伙为带货刷赞，非法获取10万条用户信息，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获刑。

当前刷赞行为的治理面临技术迭代与法律适用的双重挑战：一方面，AI换脸、虚拟账号、跨境服务器等技术手段使刷赞行为更隐蔽，传统基于IP地址、设备指纹的识别方式面临失效；另一方面，数据权属界定、平台责任边界、损失计算标准等问题仍需细化。例如，平台算法推荐机制是否对刷赞行为构成“间接帮助”，需结合《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“避风港原则”与第一千二百条“红旗原则”具体判断；消费者因刷赞误导主张赔偿时，如何量化“虚假宣传”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，仍需司法实践探索。

刷赞行为的治理，需构建“法律规制-平台自治-技术反制-社会监督”的四维体系。立法层面可考虑将“数据欺诈”单独入罪，明确刷赞行为的刑事责任量化标准；平台应完善数据审核算法，建立“异常点赞识别模型”，并落实用户实名制与技术溯源机制；用户需树立“数据诚信”意识，拒绝参与刷赞交易；监管部门则需加强跨部门协作，对刷赞产业链实施全链条打击。唯有让真实数据回归价值本位，才能保障数字经济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，让每一次点赞都承载真实的民意与信任。